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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改革必須解決的若干重大問題
    來源: 作者: 發布時間:2015-9-24
    司法改革必須解決的若干重大問題
    文/戴福 (北京市陽光在線律師事務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后,理論界和實務界都給予了高度關注。應該說,“以審判為中心”改革是整個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要把實現“以審判為中心”落到實處,需要統籌兼顧、全面推進。但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從根本上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那么,在當前背景下,在現有條件下,司法改革能夠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筆者認為,司法改革必須要解決好如下重大問題:
    第一、“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構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權力干預和司法獨立的關系。
    我們都知道,司法獨立曾一度成為學術研究和新聞宣傳的敏感話題。但是我認為,要真正實現“以審判為中心”,這又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必須厘清權力與司法的關系,切斷權力對司法的干預,確立司法獨立原則。
    近些年來,為媒體廣泛報道的冤假錯案,把政法委干預個案的弊端暴露無遺。針對權力干預司法,各地做了一些改革,比如政法委書記不再兼任公安局長。但是,這對于防止權力干預司法的意義并不大。因為左右司法的本來就不是公安局長,而更多的是以“維穩”、“大局”為借口的個別政法領導。我們在辦案中經常遇到“公檢法聯席會議”、“打黑除惡辦公室”之類的臨時組織,而且很多都是省級的,法院也名列其中。我辦理過的涉黑案件的案卷材料中,就有省打黑辦領導對涉黑案件的具體批示,甚至公安機關的“偵查終結報告”都對聯合辦案情況的記載。上級法院提前介入刑事案件,既破壞了公檢法之間應有的制約關系,也破壞了訴訟法所規定的審級制度。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夠讓法院違法、越位?當然是權力不當干預。法院提前介入了刑事案件,參與了刑事案件的審前程序,必然導致庭審的虛化,不可能實現真正的“以審判為中心”。
    在職務犯罪中,這個問題更嚴重。以前遇到的反貪案件,紀委都是在司法程序結束以后,根據法律文書對官員做出處理決定。但是,我最近辦理的幾個官員受賄案件,紀委在把案件移送司法程序以前,即做出處理決定,認定了受賄數額?梢韵胍,后續審查起訴、開庭審理怎么能夠獨立,怎么能夠做出與紀委不一致的認定。
    所以,如果權力干預和司法獨立的關系處理不好,是不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四中全會決議指出: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但是,如何落實,需要研究。我覺得,不改革權力運行機制,不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是不可能做到干預留痕的。
    第二、“以審判為中心”必須對檢察權做根本性變革,才能理順檢察權和審判權的關系。
    我看過最高檢某研究人員寫的一篇文章說,“以審判為中心”與檢察機關對審判活動的訴訟監督并不矛盾。他對“為什么不矛盾”做了一番論證,主要依據就是四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的:“完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法律制度,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但是,真的不矛盾嗎?我的感覺是,檢察院的監督權、公訴權與審判權之間確實存在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
    這種矛盾,從最表層的訴訟的事務性安排,到訴訟權利的行使都有所體現。小到如開庭時間的確定,法官多要和公訴人事先協商,確定后直接通知辯護律師。我就曾遇到過,第一天開庭結束,審判長宣布明天繼續開庭后,公訴人外出,某辯護律師提出明天有其他開庭安排,并出示其他法院的開庭通知。審判長說:那我不管,你自己協調。等公訴人回來告訴審判長明天有事,審判長說:開庭時間另行安排。當然,這都是小事。我辦理的某官員受賄案,向法庭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審判長開庭時宣布啟動非法證據調查程序。但是,公訴人不同意,審判長于是又改變決定:不同意啟動。還有,因為被告人辯稱庭前供述都是辦案人員編好后逼迫他簽的字,所以我申請法院依法調取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法院口頭征求公訴人意見,公訴人不同意,審判長就說“我也沒有辦法”。青島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局長單國濰案,法院向檢察院發出調取證據通知書,要求檢察院三日內提供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檢察院拒不履行。審判長告訴當事人家屬及辯護律師:我們沒辦法了,你們往上告吧!
    法院為什么拿檢察院沒辦法,法官為什么害怕檢察官?我的一位在檢察院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舉報法官的材料都在我們手里。所以,檢察院的監督權與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存在,成為懸在法官頭上的一把劍,使得檢察官成為法官之上的法官。理想的訴訟架構是“兩造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但是刑事訴訟中,這種異化了的監督權、加上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存在,對“以審判為中心”形成嚴峻挑戰。所以,必須改革檢察權。而要對檢察權做根本性變革,不僅涉及到訴訟制度本身,還涉及到憲法的修改,而且還會受到檢察系統的抵制。所以,從這一點看,司法改革只有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以后,才有可能順利進行,而目前的改革是在缺少此種共識的背景下展開的。所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改革措施相互齟齬就不足為怪了。
    第三、“以審判為中心”必須切實規范辯審關系,解決庭審虛化、辯護形式化問題。
    訴訟制度“兩造對抗、居中裁判”的前提,是兩造平等。但是,因為前述控審關系的失衡,從而導致審辯緊張。在強大的檢察權面前,法官只能擠壓律師的辯護空間。這也是近幾年來“死磕”成為刑事訴訟焦點話題的主要原因。
    辯審沖突對刑事訴訟的危害,想必誰都不會否認。但卻并不是每個人都了解辯審沖突的原因,也就很難拿出解決問題的對癥藥方。更為糟糕的是,對于真相和信息的壟斷,造成了社會公眾、甚至司法高層對“死磕”的誤解,將“死磕”和“鬧庭”、“鬧事”等同起來。如果法官能夠公正地主持庭審、依法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沒有哪個律師去“死磕”,因為決定案子結果的是法官,與法官死磕,那不是找死嗎?
    所以,構筑健康的辯審關系,必須規范法官的司法行為。平心而論,我國刑事訴訟的立法,對法官權力缺少規制,導致其自由裁量權過大。同時因為受到檢察權的制約,在控辯之間發生爭執時,法官只能通過壓制辯方推進訴訟進程。
    比如刑訴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當控辯雙方就證人是否應該出庭發生爭執時,法官往往以“人民法院認為沒有必要”作為拒絕證人出庭的依據。最高法關于適用《刑訴法》的解釋頒布施行后,此種情形更為惡化?剞q雙方在申請證人出庭、鑒定人出庭、出示證據等各個方面,都需法庭認為有必要(例如解釋第203條)。所以,在貴州小河案時,辯護律師要求出示案卷中的偵查終結報告證明“黑打”,法庭就不同意。至于申請法院調取證據、重新鑒定、排除非法證據等,也都是以法庭“認為有必要”(解釋第222條)為前提。在實踐中,法官為了少惹麻煩,我遇到的情況是,他們都是先征求公訴人意見,而后做出決定。
    當然,立法上的缺陷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員的有意枉法?赡苓@一點有很多人不接受。大家都知道,曾經發生的律師為了閱卷到某法院門前舉牌抗議的事件。說實話,我不贊成律師到法院門口舉牌,但是律師又該怎么辦、又能怎么辦?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規定了申訴律師代理制度,刑訴法規定了律師可以代理申訴,但法院為什么就不讓閱卷呢?雖然該事件不是發生在案件的審判階段,但對我們認識當前的審辯沖突是有借鑒意義的。所以,如果不能切實規范審判權的行使,是不可能處理好審辯關系的,也不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第四、實現“以審判為中心”,必須推進審判公開,實現社會公眾對司法權的有效監督。
    四中全會決議有一段話:構筑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杜絕暗箱操作。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憲法也都規定了審判公開原則,但實踐中卻存在很多的不公開、假公開。大案要案自不必說,即便是一些在市縣范圍內有點影響的案子,也通過限制旁聽人數、安排小法庭、發放旁聽證、安排工作人占座等方式搞假公開。正是因為不公開,法官才敢在法庭上剝奪當事人的訴權,才敢于出爾反爾。我曾經遇到過,一審改變起訴書指控罪名把被告人判了,二審法院竟然認定一審已經就新罪名聽取了控辯雙方意見。前段時間,有一律師發微博指責公訴人當庭說“法庭上別跟我講法律”。法院為幫助公訴人澄清,公開播放了一小段視頻稱“律師聽錯了”。該律師遂要求法院播放全部庭審錄像,但法院就不再回應了。
    所以,我認為“以審判為中心”,不是以法院為中心,更不是以法官為中心,而是以訴訟目的和庭審活動為中心。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對司法權進行監督、制約、規范。而這種監督、制約、規范不能僅靠系統內力量,而必須引入社會力量。當務之急,就是加大審判公開力度。
    早在2010年10月,最高法院就規定了庭審同步錄音錄像制度。但是,對于同步錄音錄像的使用,主要是用作追究擾亂法庭秩序的證據,卻不向社會公開。庭審中法官剝奪被告人訴權、或者限制律師辯護權的,法院是不會公布同步錄音錄像的。辯護律師與審判人員就程序問題發生爭議后,書記員不記錄,律師沒有辦法證明。所以,我覺得應該發揮同步錄音錄像的作用,直接把它掛到法院的官網上。既有利于揭露個別辯護律師鬧庭,也能約束司法人員枉法,還可以為專家學者研究庭審問題提供最直觀的資料,法庭也不用時時處處提防旁聽人員或訴訟參與人偷偷錄音錄像。我想這個措施,比單純的公開法律文書要好。
    落實司法公開的更進一步措施,我覺得應該公開全部證據材料。因為僅僅依據公開的判決書,是看不出判決中的問題的。判決書總不會引述證人互相矛盾的證言。當然,公開證據材料,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限于公開審判的案子;二是對證人個人信息做技術處理。最近,武漢大學孟勤國教授發文指責三家法院枉法,引發學界討論。如果法院把全部證據材料連判決書都公布在網絡上,是不是更有利于公眾明辨是非。如果這樣做,法官在撰寫判決書時自然會增強說理,不會動輒以“辯護意見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納”撰寫判決書了!
    第五、取消檢察院檢委會、法院審委會決定個案的職權,禁止內部領導干預個案,落實“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
    “有權必有責,違法要追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近年來出現的冤假錯案平反后,卻鮮有案件承辦人被追責,或者即便是被追責,也多是象征性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想是因為此類重大、疑難、復雜案件,都是經過檢委會、審委會討論決定的,如果承辦人沒有受賄,怎么能追究承辦人的責任?
    早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四中全會又要求: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準,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但是,要讓辦案人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的前提,必須是辦案人獨立辦案。而審判委員會對個案的審議、決定權,使得責任主體虛化!耙詫徟袨橹行摹钡囊粋基本內容,就是要讓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而不是形成于法庭之外。所以,只有取消檢委會、審委會對個案的決定權,才有可能落實辦案責任終身制和錯案問責制。
    除了審委會決定個案結果這一制度性措施以外,還有檢察院、法院領導個人干預案子的情況,其危害也不容忽視。2015年3月30日中央政法委印發《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禁止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違法過問、干預案子。既然禁止違法過問和干預,就存在合法的過問和干預,但是兩者的界限在哪里?沒有具體的規范。要求辦案人員對領導過問和干預案子做全面、如實記錄,那不是天方夜譚嗎?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措施的出臺至少表明了執政黨對公正司法的迫切要求。所以,除了取消檢委會、審委會決定個案的職能以外,還要建立有效制度防范個人干預案件。只有這兩個制度能夠行之有效,才會督促辦案人盡職盡責地辦案,真正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要求。
    當然,“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涉及的具體問題更多,都需要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在消除體制性、機制性障礙以后,進行全面統籌規劃、穩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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